我国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红太阳配资,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多次朝代更迭,涌现出了众多帝王,共计494位。在这些帝王中,嬴政,这位千古帝王,曾挥舞长剑,意图实现天下一统;汉武帝则有着“敌可攻,我亦能攻”的豪迈气概;而唐太宗与唐玄宗,则将封建社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当然,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杰出君主,无疑是其中的翘楚。除此之外,能够被后人铭记的,或许还包括那些遵循“以史为鉴”的原则,被用作反面教材的例子。杨广、赵构这类人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帝王并无显著成就,亦无重大过失,只是勉强维持着王朝的运转。
守成之君若能脱颖而出,往往能成就一番伟业,诸如汉武帝、唐玄宗便是例证;相较之下,开国之君凭借其开创的伟大功绩,在历史上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嬴政、刘邦、杨坚、朱元璋等历史人物,仅凭其创立国家的卓越功绩,便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刘秀同样是一位创立国家的君主,然而他的形象却显得异常“透明”,其存在感显得十分微弱。
展开剩余95%同样,他显然是国家的创立者,但他的国家名称并非“秦”或“明”这样的字眼,而是选择了继续使用“汉”这一国号,从而成为了一位继承皇位的君主。
开国皇帝的难度梯级
唐太宗曾问房玄龄与魏征,打天下和守天下谁更难:
君问臣子:“开创基业与维护成果,哪一项更为艰难?”房玄龄回应道:“在乱世之初,与众多英雄并起,相互竞争,最终将其臣服,创业实属不易!”魏徵接着说:“自古以来,帝王无不历经艰难而得天下,却在安逸中失去江山,维护成果同样艰难啊!”玄龄曾与我一同争夺天下,历经百死一生,深知开创基业的艰辛,又与我一同守护天下,时常忧虑富贵会滋生骄奢,忽视之处可能引发祸乱,因此明白保持基业同样不易。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而守成之难,正是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对待的。玄龄等人恭敬地拜道:“陛下此番言论,实乃四海之福。”
由于两者参与的阶段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同。在我们后世看来,做一个出色的守成之君显然更难一个帝王若想在奢华的生活中坚守进取之心,实在需要极强的自制力和坚韧的毅力。
开元盛世使得唐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巅峰,然而天宝年间却是一场梦幻般的经历,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盛唐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逝。
唐玄宗之所以能够开创极盛之世,不仅在于李隆基在位初期勤勉治国,还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多因素。有李世民、李治武则天等人给他打下基础,正如汉朝在汉武帝手中强盛与文景之治息息相关一般。
守成之君基本上有点仰赖历任前代君王的意味在当中,而开国之君则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与手段开启一个新的王朝。
因此,论难度各有说法,但论能否在历史上大放光彩,开国之君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过,虽然同为开国之君,其各自开国的难易程度也大不相同。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各开国之君继承皇位的方式无非两种,一则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前朝皇帝那里夺取了皇位;一则则是凭借个人的力量赢得了整个天下。
第一种方式相较于第二种方式,显然要简单得多既无需征战四方以扩张领土,亦无需同时应对前朝余孽以及新兴势力的挑战。
如王莽建立新朝该过程极其简便,仅需让孺子婴将帝位转交给他即可。在此之前,王莽已借助王政君之力步入朝堂,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成为朝中无人能及的重臣,同时在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西汉末年,汉哀帝虽具备一定的才干与策略,但在处理董贤事件时却显得昏庸,加之其早逝,王莽得以逐步掌握大权。
到了汉平帝时期,王莽凭着自己的权势和手段,在朝中成为比肩霍光的存在其地位举足轻重,进而跻身于四辅之列。在朝廷中,重大决策除了封爵事宜由汉平帝亲自裁决外,其余事宜均由“四辅”共同商议并作出决定。
平帝驾崩,孺子婴继位时年仅两岁,王莽便如同周公再世,执掌大权。经过三朝的隐忍与积蓄力量,王莽登基称帝,就如同伸手摘取一颗熟透的苹果一般轻而易举。
除此之外,通过禅位方式开创新朝代的还有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宋高祖赵匡胤,他们如同王莽一般,在接受禅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势,因此才能让自己的篡位显得如此名正言顺。
禅让皇位乃是一条便捷之道,然而,依靠个人能力征服天下亦有其固有的难易之分。
秦、汉、唐、明四朝均凭借独特的方式创立了全新的国家,与前代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故而谈不到继承与让位的问题。
但从他们的历史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相较于秦朝和唐朝,汉朝和明朝又更为艰难。
秦始皇对封建王朝的开创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这一观点无人质疑。既然能成为开国之君,其个人优缺点自然也成为评价的焦点,但这部分内容暂不涉及。若仅从这两方面之外进行考量,或许能得出更为公正的评价。
秦始皇即位之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收权与整顿后宫在此之前,我国对六个诸侯国展开征伐,而这一切都是在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经过几代君王的传承,到了嬴政这一代,他已经成为了第七位君主。这七个君王,没一个是泛泛之辈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权谋策略,而且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它更是一种深远的战略构想,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的伟大事业。“奋六世之余烈”,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因此,秦始皇的开创还有继承的成分在之中。
观之唐朝,虽然是从隋朝走向李唐王室,但其祖上也非泛泛之辈。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到了北周时代,李渊已跻身关陇贵族行列;即便是在隋朝,杨坚对李渊亦颇为器重。鉴于此,李渊自始至终都具备了一定的根基。
李渊虽最终通过杨侑禅让获得了皇位,然而在那时隋炀帝尚未离世,因此杨侑只能被视为一股独立的势力,无法与前述的真正禅让相提并论。至于其中的具体原因,将在后续内容中详细阐述。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还需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他不仅要应对国内如窦建德等势力,还需面对突厥等外部威胁,这使得统一之路并非坦途。然而,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举相较,李渊的统一事业似乎略显不足,因此他在内心深处将秦朝的难度置于唐朝之上。
而后,便是两个史诗级难度的王朝:汉朝与明朝。
刘邦和朱元璋,均起于平民,他们既无秦始皇那般祖辈传承的六代家业,亦无李渊父子那般显赫的出身地位。他们在干大事之前,一个是沛县亭长,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
尽管他们起初都身无分文,孤身一人,然而在他们的群体中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刘邦虽然不过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亭长,但凭着“贺钱一万”成功拿到吕公的女婿邀请函,使得颇有名望的吕公一家成为他的靠山,并且附赠了拥有识人只能的萧何一名。
随后,得益于汉初三杰以及彭越等众多英才的鼎力相助,楚汉争霸中刘邦最终脱颖而出,顺利登上了皇位,从而成功开创了大汉王朝的辉煌基业。
朱元璋在皇觉寺出家为僧期间,因友人所寄信件,被迫投身于红巾军中。最大的靠山也不过是马皇后的养父郭子兴。
郭子兴当时仅仅是红巾军众多势力中的一员,他性情易怒且多疑,与吕氏家族的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在朱元璋不得不亲自出马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亲自承担起各项职责,这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位全能的杰出人物。
与刘邦相比,朱元璋的开国之路堪称地狱般艰难,开局时仅有一只碗,这并非仅仅是口头上的玩笑而已。
从自己干事业终成开国皇帝的角度来看,其难易程度大概是唐朝<秦朝<西汉<明朝。
刘秀起兵红太阳配资
刘秀身为独立参赛者,尽管他的国家名称依旧沿用汉朝,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还是将他独立出来进行对比。
刘秀,身为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子孙。然而,由于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以彻底解决王国问题,刘秀在出生时,他的父亲仅是一名小小的济阳县县令。不幸的是,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便离世,使得刘秀不仅家境贫寒,更成了孤儿。随后,他被刘良收养,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
如此说来,刘秀与刘邦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莽推行新政之后,形势逆转,刘秀在刘縯的怂恿下,于南阳地区发动了起义,他所率领的军队被命名为“舂陵军”。
随后,舂陵军携手绿林军,共同组成了反抗王莽统治的势力。但不久,绿林军对刘縯心生疑虑,刘玄遂被推举为更始政权的皇帝,刘縯不幸遇害。在此背景下,刘秀不得不收敛锐气,转而寻求新的出路。
奉命前往河北招抚的刘秀,在邓禹的劝说之下的重新开创势力,此后,在真定势力的鼎力支持下,他于千秋亭登基称帝,继续使用“汉”这一尊号。
从刘秀称帝的经历来看,其开辟之路不可谓不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在李渊开国难度之上的。尽管如此,刘秀的姓名鲜少被人提起,他的东汉时期也通常与西汉并称,统称为“汉”,这使得汉朝的历史在东汉的衬托下得以延续超过四百年之久。
实际上,若追溯刘秀的直系血统,他并非与汉室宗室关系紧密;同时,从历史的时间轴来看,王莽的政权曾介入其中。刘秀完全可以新建立一个王朝以标榜自己的开创之功。
但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刘秀成功建立了东汉王朝,并在众多势力中崭露头角,这得益于西汉时期的良好基础。
托福的朝代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东西汉之别外,还有东西周、东西晋以及南北宋的区别。他们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外来势力使得其更改都城重立政权。
周幽王因昏庸无能,竟以烽火戏诸侯之手段取悦褒姒,此举激起了诸侯的极大愤慨,他们甚至借助匈奴之力,在骊山将其暗杀。
周平王登基后,镐京之地仍被犬戎占据,情势所迫,只得召集各路诸侯前来支援,在秦襄公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周平王将都城迁至洛邑,这一举动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同时周朝也因此被划分为东周时期。
与之相仿的是东晋的兴起。在西晋那仅51年的短暂历史中,八王之乱几乎占据了其历史的三分之一。这导致西晋王朝在面对匈奴势力的扩张时束手无策,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向南方迁移。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与无道,民众生活困苦,各种起义以及少数民族的力量都成为了威胁皇权的因素。
与此同时,司马炎推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各路诸侯王与所辖封地内的士族势力紧密联合,同时也加剧了地方封王与中央君主的疏离程度。
于是,在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之际,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向诸侯王发布政令时,出于维护自身现有权益的考量,司马睿却做出了违抗圣旨的决定。
西晋王朝覆灭之际,同出一源的司马炎后裔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从而开启了东晋的历史篇章。
同样,南宋政权的诞生亦然。在北宋与金国缔结海上同盟,并消灭了辽国政权之后,北宋随即成为了金国觊觎的下一个猎物。1127年,金军南侵,攻陷了开封城,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父子被掳走,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终结。
当徽钦二宗被掳走之后,唯一没有被掳走的皇室血脉赵构在张邦昌以及文武百官的请示之下登坛祭天,是为宋高宗。
从这三个前后相继的朝代来看,他们因游牧民族的统治压力而导致了原有政权的覆灭,同时新兴政权不得不进行迁徙。尽管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发生了变动,但皇室的血统并未发生改变,原有的政权架构也得以保留。
东汉与西汉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尽管我们倾向于将这两个时期视为一体,但实质上,无论是从刘秀的血脉传承,还是从历史的中断点来看,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段间隔。
若刘秀未曾坚持将国号定为汉,那么必然无人会将那段历史看作是连贯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秀也不得不将国号立为“汉”。
虽然他不像司马睿、赵构那般直接继承了原来的朝政结构,但他却利用西汉的名声为自己谋得了诸多好处。
与其认为刘秀是出于对旧日的怀念而坚持使用“汉”作为国号,不如说,他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以及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最终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一切便都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进行说明了。
以“汉”为旗的优势
拉拢各方势力
刘秀虽然是西汉末年起义较早的一股势力,但并非唯一的势力。
王莽被广泛视作穿越者,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推行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契合,而且,由于他的改革,那些一度将他尊为圣人的民众,长期陷入了困苦与苦难之中。
社会环境的艰难和世态的残酷,以及对王莽篡位行径的强烈不满,共同催生了反抗王莽政权的起义力量,使其队伍逐渐壮大。刘縯所带领的舂陵军便是其中之一。
刘秀正如其名,性格沉稳,思想同样稳健。他的理想或许正如那句古语:“做官应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
而他的哥哥刘縯与之相比,锋芒更为外露,《资治通鉴》记载:
性格坚毅,胸怀大义,自从篡夺汉朝政权以来,常常心怀不满,念念不忘恢复社稷之志,不致力于家业,甚至倾家荡产,广泛结交天下英雄豪杰。
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之后,刘縯开始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性格使然,还由于其他诸多因素。汉高祖刘邦是他的偶像他虽算不上刘家的正宗血脉,但多少沾了点刘家的血统,自然不能容忍王莽篡夺政权。于是,那时的刘縯常常取笑他的同宗兄弟刘秀,认为他就像刘邦的弟弟刘喜那样。
刘秀,这位行事稳重的领袖,在目睹局势的纷繁变化并准备发动起义之际,恰逢刘縯亦萌生同感,两人心意相通,迅速达成共识,随即共同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复高祖职业,定万世之秋”的大旗,就此舂陵军成立。
南阳的起义形势尚不明晰。当时势力最为雄厚的起义力量属于绿林军,这股力量正逐步向南阳扩张,然而南阳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控制在王莽的新朝统治之下。与此同时,舂陵军的实力相对薄弱,难以与王莽的军队抗衡。经过深思熟虑,加入绿林军成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因此刘縯带着舂陵军成为绿林军的一员。
尽管舂陵军与新市、平林两军合并,但整体实力依然显得单薄,因此刘縯不得不寻求与下江兵结盟。他用以说服他们的,是高举“汉”的旗帜这一号召。
王常豁然开朗地说:“我不过是个普通人,对浅显的道理一知半解。今日听闻高人的宏论,犹如拨开云雾,见到了晴朗的天空。回想王莽篡位,残暴地对待天下百姓,民众渴望恢复汉朝,因此英雄豪杰纷纷崛起。如今,贤昆弟英姿焕发,又是刘氏宗室,实在是我的君主,我岂能不出身效力,协助成就大业。”伯升听后大喜,回答道:“如果事情成功,我又怎会独自享受成果!”于是,两人深情相结,一同离去。
由此可见,王常愿意同刘縯合作,便是因为刘縯为刘氏宗族。因此打着汉室的旗号可以让刘秀刘縯兄弟拉拢各方的势力。
百姓思汉,纷纷从之
同时,从王常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各方势力之外,汉室的旗号在百姓当中也十分有用。
王莽不顾民生疾苦,强行推行一系列创新变革,导致民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这情形恰似我们在取得胜利后,总会怀念那些充满挑战与辉煌的岁月。在艰难的时光里,人们常常会回想起过往那段美好的时光,对于那个时代的百姓来说,他们所追忆的无疑是大汉帝国的辉煌。
民众普遍认为,秦朝因暴政导致灭亡,它是一个残暴且寿命短暂的朝代;汉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吕后执掌朝政时,尽管汉王室内部纷争不断,但她确实兑现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
汉武帝时期,他先是成功驱逐了中原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匈奴,然而在后期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之际,他至少在轮台颁布了《罪己诏》以示悔过……将汉室历代皇帝与现今的王莽相较,显然汉朝的治理要优越得多。
此时于民众而言,谁能光复汉室,谁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绿林军越发强大之后,刘縯由于锋芒太露且能力出众的时候,他们并未决定将刘氏家族的子弟驱逐,反而决定扶植刘玄,建立新的政权,以便更好地掌控局势,使自己的地位显得更加合理,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吸引民众的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以汉室的名义号召,能够为反抗势力吸引更多助力,这既包括起义的军队,也包括广大的民众。这仅仅是刘秀登基为帝前采取的策略,实际上,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远的动机。
以“汉”为国号的原因
除了挥舞汉族的旗帜能够为我们带来显而易见的实力和民众支持,还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样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思考。
争夺正统
首个因素源于对正统地位的争夺。尽管在当今社会,有能力者居其位并非不可接受,然而,对于创立国家而言,所面临的阻力显然更为显著。
每位创立新朝代的君主,尤其是那些凭借个人才干奠定王朝基础的皇帝,往往迫切地想要为民众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秦始皇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创立了秦朝,这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堪称空前绝后的伟业。然而,为了彰显其王权的正当性,他采用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来证明。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邹衍将五行属性分属各朝代,秦始皇据此理论,认定秦朝为“水德”取代了周朝。
汉武帝时代,经过与董仲舒的深入探讨天人三问,进而基于天人感应的原理,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从而认为君王的天命,乃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自有其安排。
尽管这一理论对于开创国家的君主来说,可以成为他们存在和出现的合理依据,但它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额外的利益。他们仍需向民众展示,自己确实拥有天命所归的资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刘邦这类建国的难度直接属于是陡然上升。
与之相比,还有许多捷径能走。
王莽与司马炎迫使君主退位,这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的皇位是得到了天命之子的肯定,权力是由前君主自愿移交的,因此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而李渊虽然原本是反隋势力的一员,却仍然让人将皇位传给了他;同样,自称中山靖王后裔的刘备,心中也怀有类似的野心。
这三者均构成了各自主张正统地位的学术支撑,在三国那段历史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曹魏政权以禅让之礼确立了正统地位,而刘备则凭借着刘氏的血脉传承有所依傍,相较之下,远在南方独存的东吴政权却缺乏实际的支持人物,只能宣称这是天命所赋予的归属。
刘秀当时已无法阻止王莽篡位,因此他必然要充分利用汉室的这块金字招牌,当然,用这一招牌的并不止他一人。
“汉室当受立”此话,便可证明在当时人们心中,“汉”为绝对的正统此乃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亦是对汉朝昔日繁荣生活的深切怀念。
为此,除了刘玄之外,赤眉军所拥护的刘盆子也标榜自己汉室的身份,禅位的孺子婴在万望等人的推举之下,于泾城被立为帝;就连当时在邯郸称帝的王朗,都对外宣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
借助前人的正宗地位,用以证实自身的正宗,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毕竟强迫他人退位让贤容易引起非议,而天命所归之事又过于艰难,所以寻找一个可靠的祖先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才是上策。
各大势力纷纷声称自己是汉室的后裔,然而刘秀并未效仿此做法,否则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此,在刘秀于千秋亭登基后,他果断地将国号定为“汉”,从而在气势上占据了上风。
减轻建国后的阻力
此举措不仅彰显了其正统地位,亦有助于降低其建立国家后的阻力。以“汉”为名号,刘秀自然成为合法的继承人,而追随他的开国功臣们则只能担任臣子,无法对刘秀的地位提出疑问,更不能取而代之,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有悖于正统原则的。
当其他开国君主仍在处理开国功臣事宜之际(例如朱元璋),刘秀却已着手对新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变革。
汉朝极大的影响力
除了以上理由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汉朝对后世乃至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汉朝在我国封建时期堪称最为繁荣昌盛的国家,其不仅象征着国家的强盛,而且在无形中,它还成为了其他政权追随的正统象征。导致西晋覆灭的刘渊,原是匈奴族出身,他南下进入中原后,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具合法性,不仅将政权命名为汉,还追奉刘禅为尊;除刘渊之外,在五代十国时期,刘知远所创立的后汉以及北汉政权,亦都带有一定的沾染汉朝荣耀的色彩。
汉代的声望极其显赫,身为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代孙,刘秀自然是在需要时便能够发挥其作用。
尾声
采用“汉”作为国号,不仅有助于刘秀减少阻碍,更有助于他稳固江山,经过多方面考量,此法实乃上策。
在当时的视角以及后世的眼光中,刘秀选用“汉”作为国号,并非是一种委屈之举。在那时,民众普遍认为汉室政权深得人心,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提及“汉”字便足以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刘秀虽然成为了国家的创立者红太阳配资,但他却明智地选择了“汉”作为国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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